《华尔街最后的大亨:米歇尔·大卫-威尔自传》作者米歇尔·大卫一威尔并没有对法国横加责备。法国人的生活方式,法国的风光、城市、文学乃至当前法国的公路、铁路、医疗体系以及大型现代企业的发展力,其优越之处,他知道得最深,讲起来也格外头头是道。不过他也认为,过度的社会救济已对这个素有勤劳和精益求精传统的国家造成了严重伤害；加之不分左派右派,政府要员、知识分子和媒体方面均为意识形态所裹挟,在公众中散布了一股针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甚至针对各种形式的竞争和成功的根本性的敌意,这一敌意正是导致怀才之士纷纷移民,并滋生日暮途穷般阴沉的苦涩感的根源。普遍的固步自封竟然到了公开否认伏尔泰、拉瓦锡和弗拉戈纳的世纪所创造的辉煌成就的地步,后者原本可以依靠民族记忆和世人的推崇对当代精神的委靡不振加以批判或刺激其早日摆脱这种状态。爱之深,责之切。另一个更严重、更致命的后果是对丧心病狂的敌人加诸所有向往幸福和成功而非倒退和混乱之人的生命威胁的某种无视,这意味着懦弱。作者指出,在美国,平等原则在生活中的表现不是对成功和财富的反感,而是一种吁请：促使人们奋斗以争取自身的成功,来行使《宪法》序言所载明的“幸福的权利”。他指出,法式融合也有好的方面,但美式融合和它很不一样,如何吸收曾长期遭受排斥的黑人群体和数量突然激增的拉丁美洲人群体,且不强求他们舍弃自身特性,这些看似无解的难题都在美式融合的框架下获得了解决。他进而指出,尽管美国政府在策略方面也会犯重大错误,美国的各项战略目标大体上与同样汲汲于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欧洲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