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遷縱橫歷史的力作,專屬譯者溫洽溢費時年餘,精心翻譯

◎欲了解台灣前途、掌握中國脈動不可不讀

◎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美國駐北京大使李潔明離開中國之前的案頭書「回顧一六二○年到一九六○年這段歷史,可看到西方人以唯我獨尊之姿來到中國,深信自己師出有名,急欲「開發」被他們視為落後的民族,這些西方顧問的境遇實可為借鏡：傅蘭雅和丁韙良堅忍不拔,湯若望、李泰國及托德精力充沛,胡美和鮑羅廷洞察敏銳,戈登和史迪威精明幹練,赫德和魏德邁善於組織,南懷仁和伯駕匠心獨運,華爾和陳納德勇氣卓絕,白求恩無私奉獻。然而,這些人的故事是警世教訓,而非鼓舞人心的宣傳。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人對西方方法論及目標的絕對信心已搖搖欲墜,歷經越戰的美國人對此亦產生動搖。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今天的中國似乎已有自信,西方人到中國,就得按中國人的規矩行事。如果,中西雙方都對自己有新的了解的話,至少還有機會不讓由來已久的誤認再度發生。」

──史景遷這是時報出版繼《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之後,所出版的第四種史景遷作品。在性質上,此書涵蓋的年代雖與《追尋現代中國》相當,但以人物為經緯,不同於《追尋》的通史寫法,亦不同於《雍正王朝》與《太平天國》以單一事件為主題的敘事。在《改變中國》裡頭,史景遷著重於追索個別人物心理狀態的變化,也因此大量使用私人書信日記,並參酌各家說法,因此對於翻譯編輯史景遷著作所不可不謹慎處理的文件還原翻譯工作,提供了不同於以往的困難與挑戰。我們雖然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想必仍有疏漏之處,還請讀者不吝指出。

從某個角度來看,對於台灣的讀者來說,《改變中國》或許有另一種切身之處。台灣承接中華文化,加上特殊的歷史機緣,走到今天的地步,其實正代表了傳統中國被改變的部份；而台灣這「被改變了的中國」回過頭去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作的種種接觸,不論是透過經商或是政治的交鋒,其實也都蘊含「改變中國」的企圖與效果。因此,台灣的讀者不難從史景遷富有感情的筆鋒,從這些四百年來前仆後繼的先驅身上,讀出無數的弦外之音。

史景遷向來以異質文化互動為主軸,大凡相較弱勢的文化體,在面對優勢的文化體時,其反應不外乎「調適」。例如,滿清雖以優勢的武力征服中國與西藏,但還是必須在文化政策上適應強勢的儒家、藏傳佛教文化。同理,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時代歐洲的天文技術優於中國,但在整體文化展現方面,還是落後於中國,所以必須採取調適的傳教策略。這種文化力量的對比是與伯駕以降人物所面對的中、西環境不同的。是故,書中主旨,「改變中國」,是要有道德正當性來支撐。而這股改造力量的正當性就在書中隱約提及的,中國是落後的,而且中國本身並無能力進行自我改造,非得靠外力衝擊不可,否則中國無法臻至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停滯論」。黑格爾、馬克思、韋伯、甚至近代美國的費正清、李文森、芮瑪麗皆是一脈相傳,足見這種停滯論根深蒂固,這也可以反映史景遷這本書的先見之明。而這種停滯論給予西方帝國主義、傳教士等一個經略中國、或衝擊中國、或侵略中國的正當性基礎。近來西方歷史學界或兩岸的學者,無不在駁斥這種停滯說。沒有停滯論給予西方人的正當性基礎,很難吸引帝國主義、資本家逐利群體以外的高貴心靈,爭相前往中國,欲改變中國。

在這種停滯論的對立面是歐洲的「進化論」史觀。歐洲人,或者西方人,正是不加思索接納這種史觀,使他們以西方民族國家為這種歷史的「主體」,理有所據、大言不慚地想要去改變包括中國、伊斯蘭世界其他文明的設想。今天的文明衝突,若探究心理的深層結構因素的話,根源或許在此。

所以,史景遷這本書能歷久不衰、有時代意義,也正是在此。美國或台灣經常有政治人物談「柔性權力」（soft power）、「柔性國力」,欲以民主價值、人權價值、西方流行文化去改變中國,其心理素質與史景遷的描述人物是類似的。

值得注意的是,史景遷在「結論」裡頭,卻說這些人的故事是「警世教訓,而非鼓舞人心的宣傳」,因為西方人的種種企圖並未成功,但他們所帶來的種種技術、學科、理論,幾乎被中國（包括台灣）全盤接受。史景遷認為,中國在這個過程裡頭雖然受了苦,但到頭來卻是最大的受益者。而西方人帶著技術、滿懷野心來到中國,幾乎都是鎩羽而歸或埋骨他鄉。這個結論一反後殖民主義的理論基調與悲情色彩,是特別耐人尋味的。而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與美國駐北京大使李潔明在離開香港與中國之前,不約而同,都在讀史景遷這本《改變中國》。這件事代表什麼意義？他們從書中想推敲什麼？他們又如何評價自己「改變中國」的企圖,在在值得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