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1357—1402) 字希直,又字希古,明代宁海（今浙江宁波宁海县）人。宋濂弟子。洪武二十五年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为世子师,名其室曰正学,人称正学先生。建文时,任翰林侍讲学士。燕王朱棣起兵,当时朝廷诏檄多出其手。燕兵入京师（今南京）,称帝（成祖）,命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不从。成祖顾左右授笔札曰：“诏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掷笔于地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遂被杀,宗族亲友连坐死者凡十族,达八百四十七人。福王时追赠文成。著有《逊志斋集》二十四卷。孝孺论文强调作家的独特风貌,不可强求一律。他说：“人之为文,岂故为尔不同哉？其形人人殊,声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强同也”（《张彦辉文集序》）。他认为好的文章都是艺术性的创造,不能靠模仿古人。他说：“庄周之著书,李白之诗歌,放荡纵恣,惟其所欲,而无不如意。彼岂学而为之哉？其心默会乎神,故无所用其智巧,而举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庄周、李白、神于文者也。……当二子之为文也,不自知其出于心而应于手,况自知其神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会于神者能之”（《苏太史文集序》）。所以他的文章雄健豪放,时有新意。散文《越巫》,通过以“治鬼”术骗人的越巫终为装鬼者吓死的故事,嘲笑巫祝欺人自欺的可恶和可悲；同时讽刺社会上那些招摇撞骗、欺世盗名的人。《吴士》一篇,写张士诚任用的“吴士”,平时“好夸言,自高其能……尤喜谈兵,谈必推孙吴”,实际并没有“将兵”的本领,每一临阵,就“遁去不敢少格”。作者借此讽刺世之夸夸其谈而无实学的人。作者于篇后说：“右《越巫》《吴士》二篇,余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好夸者死于夸,而终身不自知其非者众矣,岂不惑哉？游吴越间,客谈二事,类之,书以为世戒”。为文宗旨,于此可见。在《蚊对》篇中,作者通过童子的议论,运用形象的比喻,把人类社会中的剥削者,压迫者和动物中的蚊子对比,指出前者比后者更为残酷,更加卑鄙无耻,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