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印《唯識方隅》序

大乘佛法思想的體系,近人太虛大師認為：可分作法性空慧、法相唯識及法界圓覺三宗,亦即中觀、瑜伽及如來藏三系。這就中國佛學的發展來說,固然可作上述的劃分。但若從印度大乘佛學思想的發展看,則正如唐義淨於《南海寄歸傳》中說：不外乎中觀與瑜伽兩大主流,如來藏的學說袛能視作大乘空有兩宗思想發展過程中,為解釋佛性存在問題而出現的探索時期的思想,而如來藏學說後來亦消融於瑜伽行派的學說中。此外,就思想的淵源說,大乘空有二宗均植根於阿含聖典,如來藏學說中的自性清淨心觀念卻非淵源於原始佛教。其說雖有建立佛性存在根據的誠意,但卻不免落入一元論的窠臼,未足以解釋現實人生的真相。不若瑜伽行派的賴耶緣起說,一方面說明人生染污的現象,同時亦建立眾生心識轉染成淨的依據。故此,大乘佛法思想的體系,實應以空有兩宗為主流。

從歷史發展的程序說,《解深密經》的三時判教正足反映中觀思想出現於大乘佛教的初期,據般若經的奧義,直探緣起性空的實相,故其學說在思想史上自有不可磨滅的價值。但中觀的教學方法著重排遣名相,掃蕩情執,以顯諸法實相非語言文字所可描述,亦超越一切相對的思惟概念。它的優點固能不須憑藉繁瑣的哲學概念,而能直顯宇宙最究極的真理,但卻往往非利根上智者不能領悟。末流所及,便容易墮於虛無主義,以至否定宗教道德的存在價值。這在晉隋間的譯典如竺法護譯的《濟諸方等學經》及毘尼多流支譯的《大乘方廣總持經》,以至唐賢的經論注疏中均時有論及。瑜伽學派的法相唯識說便是在這種思想背景中繼空宗而興起,一方面集部派中說一切有、經量等部精粹,疏解無我而有業感流轉的疑難；另一方面,以賴耶緣起、萬法唯識的理論,挽救大乘空宗末流惡取空者的弊端及如來藏學說的闕失。而就思想發展的必然軌跡來說,中觀學派開始著重平面的理智證驗,瑜伽學派則發展至立體的心識淨化要求。不但切合人生漸進的修養次第,同時亦兼顧到宗教思想發展中對理論與實踐不同層面滿足的必要。

中國法相唯識思想的傳述,前後有真諦、玄奘新舊二譯,而以玄奘的新譯最能顯明瑜伽行派的真義。玄奘的學系,直承印度護法、戒賢一系,與慈尊、無著、世親、陳那一脈相承。但奘師重於譯業,對唯識思想在中國的推廣弘揚,則功在窺基、慧沼、智週慈恩三祖。當時影響所及：南山道宣依據唯識義理,以思心所種子為戒體,建立「心法戒體論」,其四分律學因此凌駕於相州法礪、東塔懷素之上而獨盛於由中國。法藏賢首雖提倡華嚴五教以抗衡唯識的深密三時,但據近人呂澄考證,其判教及觀行的理論,卻頗有因襲唯識之嫌；及至清涼澄觀撰述《華嚴大疏》、《隨疏演義鈔》,對唯識義理的採撮更多,故論者以為其說與法藏已相徑庭。南北朝以來盛行的攝論師及俱舍師,由於玄奘重譯二論,糾正前代誤失,從此《俱舍論》成為唯識學者兼讀以明學統源流之書,《攝大乘論》則更成為此宗學者入門的必修典籍；於是攝論、俱舍二師從此便並歸唯識一系。自西方淨土法門盛行以來,歷代各宗學者對彌陀淨土屬於報土還是化土的解說,頗有分歧,攝論師提倡「別時意說」,對彌陀淨土的弘揚打擊尤大,及至唐代唯識諸師,提倡彌陀淨土兼具報化二種,並以諸佛菩薩淨識淨種建立淨土加以解說,西方淨土法門的理論基礎纔得鞏固。此外,藏密黃教宗師宗喀巴所著的《菩提道次第論》中,盛弘止觀之學,其中頗多取材自《瑜伽師地論》,雖非受中土慈恩諸師的影響,但與唯識思想關係的密切,亦可見一斑。至於唯識思想對後代中國思想界影響的事例,亦俯拾即是：如晚明王夫之作《相宗絡索》,對唯識學說,頗有契會：清人龔自珍作《發大心文》,更引用因明三支比量；清末譚嗣同著《仁學》一書,涉及唯識義理尤多；近代樸學大師章太炎,更以唯識義理疏釋儒道諸家,所著《齊物論釋》、 《諸子略說》最為顯著；熊十力著《新唯識論》等書,以創立新儒學自居,但其淵源唯識甚為明顯,難脫儒表佛里之譏。凡此種種,皆可見唯識一宗於佛教內外,影響極為深遠。歐陽竟無先生說：﹁學莫精於唯識﹂,實非虛語。

唯識學說能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上造成如此深遠的影響,玄奘、窺基等慈恩宗匠功不可沒。但近年卻有人以為奘師對唯識典籍的翻譯有根本上的誤失,那就是認為玄奘未能把唯識應作﹁唯表﹂的原義譯出。其理由是根據早年法國學者萊維(S.Lévi)發現《唯識三十頌》安慧註釋的梵文本中對「唯識」一詞的用語是Vijñapti-mātra 而非Vijñ ;āna-mātra。考Vijñāpti為Vijñāna(識)字的過去分詞,仍然具備「識」的含義,亦可作較豐富的解釋：如日人荻原雲來主編的《梵和大辭典》中即列顯現、表像、了別等多種含意。而唐賢諸師則多抉取其「了別」義,如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一序中即說：「唯謂簡別,遮無外境,識謂能了,詮有內心。 」其實,「顯現」義說明第八識相分的作用,「表像」義則說明前七識相分的作用,「了別」義正足以說明各識見分的作用,各種含義皆是就識上的不同作用而劃分。所謂攝境從心、舍末歸本,以「識」為「了別」義,最能說明唯識思想的立場。且Vijñana-mātra一詞含義頗豐,豈非「唯識」一詞最能概括。事實上,玄奘於其翻譯的《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及《攝大乘論》〈所知相分〉中不是明言「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 」可見玄奘對「識」具備顯現、表像等各種含義亦甚明了。況且「唯識」一詞亦非始創自玄奘,自菩提流支、真諦以至義淨諸大譯家均沿用不替。同時我們亦無從得知玄奘當時所據的梵本是用Vijñapti-mātra 抑用Vijñāna-mātra一詞。此外,日本學者長澤實導在《瑜伽行思想與密教的研究》一書中,專章解釋Vijñapti與Vijñāna二字的含義,明言Vijñāna-mātra一詞之意為「唯了別」。長澤氏曾為日本大正大學佛教學研究室主任教授,精研梵文,其說當有根據。而其它對唯識有研究而兼通梵文的日本著名學者如結城令聞、山口益、勝又俊教等均不敢輕言玄奘所譯「唯識」一詞有誤。可見以「唯識」一詞應用「唯表」的說法,實屬誤導,而假若以此試圖貶低慈恩一係對唯識思想的貢獻,更屬罔顧歷史事實,不負責任的做法。

唯識思想自慈恩諸師振興一時,於唐中葉以後,由於戰亂頻仍,典籍散失,教下諸家均以研究典籍為主,缺乏安定的環境及完備的資料作為研習的條件,不免衰落。沉璧千載,直至清末楊仁山取籍東瀛,重刻唐賢諸疏,唯識思想纔具備復興的契機。而近代弘揚唯識最有力的：南有歐陽漸,北有韓清淨,中有沙門太虛。 (其中歐陽竟無、太虛均曾受學於楊仁山所創立的祇洹精舍。)而三人對唯識的研究均以慈恩諸疏為依歸。業師羅孔章先生早歲皈依太虛大師,親蒙指點汲取唐賢精義之道。為學則私淑歐陽竟無先生,得支那內學院治學的真髓。而羅師的重要著述如《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纂釋》、《成唯識論述記刪注》均嫻於排比古疏、抉擇精義,其嚴謹細緻處則又有異於歐陽氏及虛大師,而隱然得韓清淨氏之餘緒。故羅師可謂集近代唯識學三大宗匠的精粹,遠紹慈恩宗風,中興唯識學於嶺南的第一人。先生治學嚴謹,悲心度世,三十年來講學著書不輟,使研習唯識學者,蔚然成風。先生於授學過程中,深感唯識典籍浩瀚,名相繁多,初入門者每每望洋興嘆,莫知所從。故特撰《唯識方隅》一書,使初學者有所依循。全書分前導、諸行、真如、解行四章,囊括唯識學基本要義,並敘其發展源流,條理分明,言簡意賅。自清末以來,唯識入門書籍雖多,以此書資料最為完備、家法最為純粹、抉擇最為精當,是最理想的入門要津。前二章於十八年前初載於《法相學會集刊》第一輯,於八年前影印單行本流通,早巳不敷應用。後二章因不便初學,迄末刊行,聞先生亦有意於日內整理成篇,以補完璧。但目前研習唯識學者日眾,亟需入門要籍以作南針,故特懇請先生俯允先將前二章略作修訂,重新排印,刊行上編,以便初學。並得普明佛學會諸友好襄助印務及校對事宜,各同門及教內善信發心隨喜,使是書得以順利重印流通。謹願以此印書功德迴向 先生

健康長壽、福慧莊嚴、久住世間、嘉惠群生！

受業王聯章敬識

佛歷二五三零年八月

唯識方隅

羅時憲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