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这一热点开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二次“五四”新启蒙运动。在新启蒙运动中,启蒙知识分子们认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文化转型。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在这种林毓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思想模式的主导下,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被分外突出。因为思想文化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承担着向大众启蒙的使命,而作为启蒙者,知识分子自身又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伴随着“文化热”,同时出现了一波“知识分子热”。

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知识分子研究围绕着两个向度进行：一是按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分析知识分子在从传统向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其文化选择以及内在的思想文化冲突；二是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社会角色,研究知识分子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所体现的社会身份,重点考察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的政治命运,是如何丧失和重建独立人格的。这两个研究取向,这十多年来,无论从宏观分析,还是个案积累上,已经拥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虽然不能说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发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层面的研究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自身的极限。更重要的是,支撑其研究取向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预设,比如传统/现代二分模式、“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模式等,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了相当普遍的置疑。这表明,如果知识分子研究缺乏新的问题意识,还是继续停留在原先的论域中,这一热点课题会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无法产生原创性突破。

在新世纪已经来临的今天,知识分子研究必须被纳入到一个重新问题化的框架之中,开辟新的研究论域。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开拓了新的领域,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从学术史的角度,更加细致地研究知识分子如何继承中国的学术传统,建构现代知识体系和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或者从社会史的领域,研究明清以来士绅阶级自身的内部变化。可以这样说,199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研究开始呈现出一种学科化、多元化的趋势。